《布莱希特与中詩美典》

  [本科时期的不成熟写作，海涵。]

---

当代中国诗人黄灿然在为布莱希特诗集所写的译者序《不幸消息的通报者》中提到：“布莱希特后期的短诗尤其令人瞩目……诗歌的沟通性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贯穿了他人生的各个阶段，而就“后期诗歌阶段”而言，学界多划分在他流亡以后，更加细化下去，应在1947年之后。在最后的生涯，他仍然延续了以往的注入中国元素的或以其为主题的写作，后期直接与中国相关的中国诗有如《关于一座中国狮雕》，《大师懂得买便宜货》等。而除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位伟大的诗人、戏剧家在人生的晚年，以其积累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智识，与东方古老的文学哲学传统在思想上的受启与共振。 第一是布莱希特后期是各中涵有许多来自中国抒情诗歌传统的给养。德国文学评论家汉斯·马耶尔甚至强调这种影响说：“没有中国的榜样 ,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歌是不可想象的。” 引人注意的是诗歌形式上的转捩。黄灿然所说的的“短诗”，即他吸取中国诗歌言简意赅、鲜明生动的特色，在其后期诗歌创作中写出的一系列“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有研究者分析道：“这些诗形式简短、语言精练、意象鲜明，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诗歌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意求“炼字”，每一个字都有其质量，这是一种语言的追求。中国文学一言以蔽之的“抒情美典”在形式表现上嵌入了布莱希特诸如“靠雨水生长，不需要艺术/总是这样，那些可爱和敏感的/都不复存在”这般的语句中。语法的率直引向的是情感的明晰，中国诗歌的抒情，固然会采取隐喻和象征，但总体不会以过多的障碍和矛盾来让读者对诗人的情感基调产生困惑，布莱希特的短诗，亦是如此。比如他十分赞赏“白居易为使诗歌明白晓畅而在修辞炼句方面所作的努力” ，他自己后期的诗歌也有所体现，收录在其《致后代》诗集的最后的一首写道： 诗歌内涵方面的他受到的导引可以说是更远的。布莱希特从很早开始就读到了中国诗人的诗，在其青年时期，他所说的自己最喜欢的四位外国诗人中就有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 在后来，他业余地进行中国诗歌翻译，从英译本先后翻译了9首中国古代诗歌，不乏有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苏轼的《洗儿》（“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声”）和曹松的《己亥岁二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等作品，而尤为醒目的是布莱希特对白居易的诗歌的偏爱——在他翻译九首古诗中, 白居易的诗有六首。这就有中国抒情诗传统，一部分儒的精神，中国古代诗人遭遇贬谪而去往遥远的异乡者众多，也不乏受流放者，有人说中国诗史第一人屈原，就是流放诗人，东坡也曾因政治发配到“天涯海角”，布莱希特自然也在其阅读、创作过程中意识到中国文化中的流亡线索。他所熟悉的孔子就是游走漂泊四方的流亡者，布莱希特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主宰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贤，到了后来，在1940年的时候，他着手想用孔子生平题材来写一部儿童教育剧，他洋溢着热情地说：“我正在读孔子生平。这书别提多有意思了！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给诸侯收地租、杂税。等他好不容 易做到唯一一个较高的职位，就像歌德在魏玛那样，却又被那位诸侯所得到的妃嫔和骏马给排挤了。之后，他东奔西走达二三十年，为的是找到一个能够让他推行改革的诸侯。他处处被人嘲笑。临 死时他认定，他这一生都是一个失败和错误。——所有这些最好必须是幽默地来处理并同时把他的学 说，只要这个学说还显得睿智，就直截了当地穿插其中。光是他坚持真理地记述鲁国历史的那一场，就足以让这个剧本值得一编。” 虽然剧本未成，但足够显现出他对孔子流亡生活的理解。另外，布莱希特很重视白居易在政治斗争中受到打压构陷而被贬谪流放的经历，他在1950年为自己的翻译的中国诗歌写过简短说明（收录在《布莱希特全集》第十一卷），这些说明都透露出了这一点。从孔子的流亡到白居易的流亡，布莱希特自身的经历与流亡文学共鸣，这些经验亦反映在后来的诗歌中。“较早的有创作于1939年的《作家的流亡》，以及之后一脉相承的《对流亡作家的拜访》，两者中都出现了中国文人的形象，如后者诗中的片段：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更晚写就的这一首诗与之前《作家的流亡》中出现的中国作家有所区别，“在这首诗中代替李白的是白居易，前一首透露的更多的是一种乐观主义气氛，而这首诗则多了些现实主义的凝重，两首诗分别选择了李白和白居易，也是恰如其分的。” 白居易诗中的失意以及其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其讽喻诗代表之作见《新乐府》五十首以及《秦中吟》十首），也都是布莱希特对他有所倾向的原因，也是布莱希特在用诗歌回应的、指向的那种认同和共鸣。布莱希特写于1938年的诗歌《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依评论界的共识可见，诗人“凭借早期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认识，借助他者文化反思自己的流亡经历并赋予其深层次的内涵。” 总的来说，布莱希特作为 20 世纪的革命诗人, 在内涵上对中国抒情美典的志向有高度的契合感。汤姆·库恩在《恩培多克勒的鞋子：布莱希特诗歌论集》导言中说：“布莱希特诗歌大部分是政治性的，而在欧洲诸传统中，政治性常常被视为与抒情诗格格不入……” 可以说，这一定有来自中国的诗歌的影响，还可以说，间接地有中国诗歌背后中国哲学的影响。 然而其实，布莱希特后期诗歌中也能直接地体现出他一生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布莱希特的诗歌其实对西方的文学美学范式有一种反动。诚如迈克尔·汉布格尔所说：“如果按照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标准来看，布莱希特的后期诗是某种反诗歌或政治诗歌的话，那么可以说，没有其他诗歌可以经受得起那些曾经目睹欧洲文明被夷为一堆瓦砾的人的反诗歌的愤怒。” 而他对西方“美学自足”的逆反，在某种程度，正是中国“文以载道”传统的追随。比如布莱希特与孔子儒学的关系，虽说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一直摇摆于怀疑与肯定之间 ，但其实有一种精神他一直给予肯定，那就是一种有正义感的处世态度及其社会引领作用，在其未完成的戏剧中也能窥见。而同时，“在他看来，孔子的‘重人格修养’与罗莎·卢森堡的‘重自我牺牲精神’形成鲜明对照。在当年革命与反革命较量的严峻形势下，他更赞成卢森堡。他根据墨子的断指存腕的思想创作的教育剧《措施》就是证明：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革命者不惜牺牲个人生命。” 于是，布莱希特诗歌的公共性、政治性，既有对这种正义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歌教化功能的运用，也有对墨家（其学派思想常是对孔子的批判）反抗精神的吸纳。他的后期诗歌在这一点上保持着一贯性，如1949年所写的《给我的同胞们》，1953年写的《难受的早晨》，在一种饱含忧伤的恳切中，我们读到他的“良心”，读到他的人道关怀，他反对战争，情牵民众，而对待凌虐者，他的革命性也是锐利的，这在诗歌《安提戈涅》中以对话展现了出来： 这一首诗的“你、我、他们”构成了一种社团（community）的关联，其中“我”的加入并非是一直就有的，布莱希特早期的诗歌呈现出个人自我的退隐。同样是政治性的公共诗歌，布莱希特在后期无拘无束地使用第一人称，有人提出这其中的政治意味也许在于纠正40年代末往后对“集体”、“人民”诸概念的滥用。但在文本内部，这是一种自我在社团中置身的投射，用更现象的语言表述，就如同翻译家阿瑟·韦利所说的：“中国诗歌的特色是讲理和率直的省思，而不是哲学上的精巧和猜想。中国诗人不是像欧洲诗人那样把自己置于受人喜爱的光中，把自己描绘成浪漫情人，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位朋友，寻找同情和知识伙伴。布莱希特的后期诗也有这个特点。” 此外，布莱希特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有自我的体会。他与中国古老的《易经》之间也颇有渊源，布莱希特也写有一个《易经》，虽然只是披着中国哲学的外衣，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一番寓意。（“他曾经称这本书为‘行为学手册’。我们知道，我国易学界公认《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也就是说，我国古人是拿它当作行为指南来用的。布莱希特同样也是要把他的《易经》写成一种‘行为指南’，希望自己的《易经》能够具有规范和指导人的行为的功能，像中国《易经》一样。”）中国《易经》的思维里不仅有对立面统一的观念，而且也有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观念，这种辩证逻辑用一个成语将出来就是“物极必反”，相对应的是布莱希特在自己的《易经》里的一句语录：:“墨子教导说：变革发生在死胡同里。”这句翻译是他对物极必反的理解，在后期诗歌中，这给予他的革命性一种力量源泉，1950年写就的《当它是一个概念》很能体现出来这种辩证哲学思想： 诗中“它”的所指不明确，它的能指却是无限的。它是一个概念——它可以身为任何事物出现。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观照，是现实问题抽象成哲学的一种思考，也就是“物极必反”的哲学在布莱希特后期诗歌中的现实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