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瘋正典》
——所以還是發瘋吧，體面之善是特權階級的美德。 X，我知道了一個真東西。 體面是種順民文化，我們不能被體面束縛。所以我覺得我不能寄希望於學術。可能大學老師必須要體面，但是搞創的不用。我不知道。去年我說我要峻潔的道德，那種人情世故的友善溫柔是很好但遇到真事時就真你爹的見鬼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只是讓現有生活秩序——本當要改變的那個秩序——變得更加容易維續了起來，不值得尊敬。這後來也不只是因為我所接觸的世界日益多起來小布爾喬亞，我一方面知道那是實為傾軋的體面神話，一方面還要同那種偽善搞成人典禮式和解。 常常想在地上爬，毀掉這些體面人的秩序邊界，走進一個其樂融融的晚宴，大叫你們都是瘋了對吧？！——當然，如是最後被轟出去稱之為瘋了的就是我。 所以我要練習表達，我要是風流靈巧，魅力四射，誰都要聽上一聽吧？ 之前為了爭辯想去練習的那種表達，用知識語言發動「智裁權」，多厲害。甚至想練習吵架心眼子，修辭和時間一併把握，我的情商如何做不到？ 現在只覺得都沒用的，大家各有各的掙扎，說服別人這個事情本來就很僭越，而且我們或者他們這些堅持的人也太自戀自大了，我知道有個很大的威權在那裡，但後來發現威權不是只有一個、也不是在中心，更像一個多原子體多元宇宙持續分裂交融又相撞，這樣的話就只是虛實互擊不管幾十年還是幾百年都蕩來蕩去不能改變什麼。並且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傾軋很無力，這少部分人的遊戲，而且大多時候只能傾軋到沒權沒錢的人，並不能真去傾軋到權力。沒有任何一個在現實中真的有和強權周旋的行動。 但是，我也在這樣說這些話。說到最後我也很明白這些都是我的喬裝打扮，離開好死的人群，混入好活的人群，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就不會被排除，就有生存空間。我不值得多於他們的尊重。我沒有什麼同溫層：我只在一些方面有一些理解，在另一些方面互相背離，家與故我作為一個據點，證明我自己其實不屬於太能講得上什麼話的人，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權力，如果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自己演說之下那個需要幫助的人。 可是，我怕自己很空，我想大家看到活的我，而不是一個閉合的身分敘事裡的受害者。具身遭遇我也不想用這些身分用詞來說，我寧可寫詩做更深更細的表達，而不應當這樣說，當作描寫一個動物一樣，用新的未經麻痺的好心。 家與故我，是這樣說的。父母可能不會知道我這說的時候很多的尷尬表情和語氣，因為我在他們面前說起這些都是自信的，而其實我更經常是很錯愕，我不想學得像那些人，總是有權力的人，我很割裂，我學到的知識一直在描述一種「他們」，而當「他們」和「我們」本身是重疊的，我還是要在我的話語中用「他們」，這讓我崩潰。大大方方不以為恥地說「我們」，會不會又讓我的話失效？因為說「我們」的時候，就會沒有了知識這一權力——而這是我（也許）擁有的唯一權力。 權力不新鮮。去年的時候覺得看不起福柯感覺他反覆就講那點東西讀過了沒什麼好讀了， 但今年過半又開始覺得值得反覆讀，他的瘋癲與文明，知識和權力的關係。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的知識後面勢必連帶的那一片話語權網絡，我很想說智裁是一種陽具魔改，發動智裁無異於陽具崇拜，不僅是可知論還是理性可知論的，而說起通靈說起情動——用好這時髦東西，最後誰去體驗過真情實感呢？真情實感很殘忍。可能還有那麼一些，讓我可以這樣問。就像陝西鄉村婦女口述史裡，她們以吃苦為傲。女性常常以吃苦作為自己能力的代表。那也許曾經有一點點，就傲這一點點，如果那就是流離失所的搬遷、面對面的種族歧視、直觀暴力的性侵犯、山崩地裂的家庭鬥毆、工作壓抑、權力周旋、拮据、不安、分裂，如果那就曾作為我的真情實感。結果我也內化了一套偽劣的東西用於這種社交媒體策展且再也無法好好說話，為了體面無法痛罵為了倫常無法諷刺，夾生飯一樣那種詞彙和語法。 我多麼想說點我的真心話，直白的話，罵人的話。 然後我說出來的也只能是這句：「我多麼想說點我的真心話，直白的話，罵人的話。」 多的呢？沒有了。那些話的內容是什麼呢？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也只是嘴炮。我自己因著某種所謂的與人為善的性格，從來不敢現實生活中發瘋發狂或剖腹坦言，更也不敢鼓起勇氣直接罵真的認識的人，總之也變成了一定程度的假人。 但我多想我不是的呀。在那些人沾沾自喜時，在他們三省吾身時，我會痛哭流涕，不是因為信，而是因為不信。但我什麼也說不出，因著不敢傷害別人，我便傷害累累。 我想要我一個人的房間，在當中寫下這些諾言——然後幾十年後，也許他們會看到，也許他們終於羞愧，也許他們明白自己當時的話是多麼輕賤。但羞愧是要求不來的，有時候如果我說得不夠體面，他們也許會只是當我瘋了。 文學語言——是最後能依靠的，也是一先開始就剝奪了我被理解的可能的。象徵手法，屈原的橘子一般，加密太深。 直白的語言，是慘烈的語言，怨恨過載，那是瘋子。如果可以憑藉愛就足夠了，人們又怎麼會用恨來抵抗？ 如果可以愛，誰恨得歡暢？ 我也得到很多愛，所以我會愛。但這樣的活著我不可能不去恨。如果像那些好運人一樣只有愛沒有恨，我就不會想死，如果我再決絕一點只有恨沒有愛，我就沒有負擔立刻馬上去死，但這兩個東西分裂地存在於我，只讓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這就矛盾爆發起來了，誰也都想性格溫柔和氣如果這些辛苦都是假的。其實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麼多陶潛契訶夫，所以很多人又說自己吃了很多苦又好像多寬和溫暖在我看來都虛偽。還又要怪罪那些不夠溫良的思維不對。然後問我，難道殺人不要怪罪嗎，是要怪罪的。恨是不好的嗎，是不好的。我是這樣說的，但是事情太複雜了，問我的人也複雜起來了。 分不清了，只能是像我以前想的：自己溫飽後有很多餘力而絕無犧牲、只在營收的人講的漂亮話不值得信任。 這話不夠溫暖，針鋒相對，那就是戾氣。戾氣是因為這些被虧待了的人還弱者思維，怎麼不強大起來讓自己又受苦又溫暖成為聖人呢。會有這樣的詰問。 倒也有那樣極少的人，道德上高嶺之花，那樣的人我也欽佩，但我自己也不能做到。善良的選擇就是愛的選擇嗎？媽媽甚至有點平庸，但是她非常了不起的一點就是在個人逆境和結構性弱勢地位中每一次都付出更大代價去做了善良的選擇。其他一個什麼所謂的好人如果去經歷那些。說不定會做出壞人的選擇。善與惡總是這樣混亂的辯證法，世界對更艱苦的人的道德要求反而更高。因為大多數情況裡面，在邊緣殘活著，就是會有恨意。大多數情況裡面，體面之善意味著贏家贏走一切，包括道德。 不要恨了，恨自己吧，魯迅臨死會說：「我一個也不饒恕。」因為指向了所有人，所以其實沒有指出任何人，只剩下了自己。但這噁心的世界，噁心催生的厭惡，怎麼能對應成惡之恨？誰說善就是愛，惡就是恨？那種恨是怎樣的清廉，但凡聽聽世界上另一些人的話——無心的話就是真心的話，不經反思的話就是真實的話，所以我相信了。我反而不相信那些悻悻反省然的東西。我相信他們這邊說漏嘴講出做學者為了穩保這個社會經濟地位，他們那邊憂鬱的世界公民們喊出了令我都振奮精神的口號。我不相信誰究竟在乎什麼。 到最後沒有可以信任的人了，因為沒有同溫層，變得誰都應該罵，恨比愛更多的時候，深恩負盡、死生師友。我解釋說，罵不是因為我的自我太大，而是我太痛苦，我太噁心，我被傾軋到了，這樣的恨也不會無所指。 X，你問的我，你見識比我多了。這些年也見過網上共情又謙虛的人，私下說讀書是為了讓自己保持中產地位，至於做國內地下社會組織的工作，會覺得「啊突然class低這麼多嗎？他們是沒辦法才去做那些的。你不一樣。」也見過哭著說要死了，跟人說自己沒錢了沒有家，實際上父母雙全有房還有狗，對其他真的躁鬱症患者不予理睬，自己的精神病類似於一種詐捐，過一陣子一看小紅書社達高華出奢侈品去了的。還見過那種上等人跑去四川做田野就覺得自己已經犧牲很大了，仙女下凡歷劫了，好善良英勇的犧牲，我們這種來自四川的看到了真想殺人。還見過那種自詡也看不起偽人，但是無產階級想自己過得好點開始找些門路也會罵他們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全不顧人家搞儲蓄和富豪搞擴張根本不是一個東西。當然我不可以說比較痛苦或說他們的軸位太單一了，只是我太愁悶：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裝模做樣？太聰明了，聰明到甚至知道如何表演善良，然後再變現它。沒有任何使命感的，只為了自我保存，和他們罵的保守黨沒有區別呀，怎麼回事呢？ 我後來也學了好多知識，見識和你一樣多了，要成為溫柔的博主還是謙恭的博士，對上這樣的問題會說什麼？謙恭是一種學者品性，溫良更是禮儀之風。不過真的想明白點的學者也會自知自己在搞政治（意識形態之後相對應的知識生產）。既然我的志向也不是做學者，做就是謀生工作。所以上網（既然我都上網了）我更不想再做無謂的謙恭。三省吾身不是詩，頂天了是王國維。撫心茫茫淚如珠才是。而這些人太良人了，沒有辦法淚如珠，沒有什麼好講，我要多多妄言與人們相忘相左，當然我看大家多傻逼，大家見我應如是。 你看，同溫層沒有溫存，因此反過來說根本沒有同溫層。一切荒謬分裂讓使一個誠懇的心軟的人無法平靜。好友X，我想說我愛你。我看了雪豹的紀錄片電影，我理解了一些。我們是動物呀。因為我們可以遵從自然殺戮和自然等級，這樣的倫理中，我們縱然是食物鏈下面的動物，也會說：「你就直接殺了我，而不是手上滴血不沾，吃著最好的肉。」 腱子肉，包著骨頭的好肉，頸子肉。 沒有這麼血腥，用詞激烈會變成瘋子。 所以什麼都沒有了。一個無。 這些都不重要，死亡（也許）是公平的，屬靈的人會走向安慰，它不是宗教，不是麻木人心的搖滾音樂，它是平靜的感覺。X有時候會說自己感到平靜，因為不重要。 所以你去吧！祝他們幸福！親愛的X，要去遠方，那裡的人不會知道你從哪裡來。 去吧！從此，看人們的爭執都是好的，說點什麼都是好的，我們也想有那樣的道德運氣，那種付出一丁點就可以被授權善良的運氣，而多麽不好意思地你那樣自顧不暇又分身乏術。你可以不讓他們知道。因為你也想成為一個可以使人依靠的人，可以關心更多人和事的人，可以騰出手來寫出這一切並且宣誓我為此負責。可事實是你甚至感到無法呼吸。為什麼還想做個好人？如果善良對於沒有運氣的人來說代價太大。難道就因為童年夕陽的記憶給我們留下太多美好的殘影？因為見識了鳶尾玫瑰，就無法放輕鬆去接受其他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社會變革四十年的縮影，人們的家人全都富起來了，好消息。你的家人全都瘋了，指望著你，你也瘋了。草原是假的，童年的狗無家可歸，學習你的親人每天兩包菸你也會死於壯年。為什麼他們那麼謹慎、不讓你動用詛咒的力量？你痛哭戰慄的夜晚，誰能給你耐心？沒有任何人承擔，光是分擔就是吃水銀，你不想要沈重，但沈重錨墜你。如果發生過的一切都不足以讓你說恨，如果明明恨也需要勇氣，如果為了那點毓琇靈敏的自尊你只剩下自己可以恨。 那些人變得很小，在那麼遙遠的關心中，而你太大了，你就在人們附近，從暴力中走出，怎麼會，你是怎麼混入這近處人群當中？人們當中的一個你。你從廢棄的火車軌道走出，從毛剌剌的青黃草地走出，從縱深的芭蕉林走出。你會承擔所有人的一切，然後被輕佻的憂傷灌入一大瓶活蝌蚪而噁心到死。你會因為恨這世界多過愛它而自己也失去愛嗎？可是沒有人有資格指責你，你是自由的。你不卑不亢，不感到侮辱，像愛凡事期待而不羞恥，恨也一樣。 我真的羨慕你，你能看到嗎，我也不夠純真，我那張哭得像授勳的臉。 而你是自由的。
From Derrida: If right or law stems from vengeance. as Hamlet seems to complain that it does — before Nietzsche. before Heidegger. before Benjamin — can one not yearn for a justice that one day, a day belonging no longer to history, a quasi-messianic day, would finally be removed from the fatality of vengeance? Better than removed: infinitely foreign. heterogeneous at its source?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disadjustments, between the disjuncture of the unjust and the one that opens up the infinite asymmetry of the relation to the other, that is to say, the place for justice? Not for calculable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Not for law, for the calculation ofrestitution, the economy of vengeance or punishment. Not for calculable equality, therefore, not for the symmetrizing and synchronic accountability or imputability of subjects or objects, not for a rendering justice that would be limited to sanctioning, to restituting, and to doing right, but for justice as incalculability of the gift and singularity of the an-economic ex-position to others. "The relation to others-that is to say, justice, writes Lev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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