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时期的写作，海涵。屈原是我心中的中国古代文学top3（另外两位是陶渊明和李白）。此文着重于历代文论的爬梳。]
屈原的骚体开创了一类文体，“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语出班固），也展现一地带风情文化，“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语出刘勰）；更为重要的是，屈原以自投汨罗江谢世，因而在一个国族的精神领域开拓了前所未知的边疆，那就是对诗人自杀的精神的追问。人们阅读他的每一句诗，都既知他的自尽的结局，由此他的死和他传世的笔墨互为参证。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操致使他在不得道、难酬志的时候沦入凄惶哀伤最终沉江，一部分人说他伟大在于这种儒士君子的气节，一部分人说恰恰是这种狭隘的家国观念限制了他的格局，批评他愚忠，受到太多儒家君臣等级观念下奴性的束缚；相承到后来，有人抛却了这个出发点，直接认为屈原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爱国忠君的强烈，而是在于他自杀。他的自杀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作出了惊天的诘问和阐发，让诗人之死寓于一种超历史的哲理与生命的感情中。如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所谈：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它极大地发扬和补充了北方的儒学传统，构成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人肯定屈原的死符合儒的正统精神，在《文心雕龙》中可见到前时的例证——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于后来的儒士文人而言，他的死又能起到某种理义上启明的作用：“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甚至，屈原自己也将自己将死之心放到君子的体格之中，他在《怀沙》中直言自己“重仁袭义”的归途是死：“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关于这个君子的阐发，一是在儒家本身就有的“舍生取义”的殉道说。 首先他自视高洁的君子之德就是儒家对人的道德的一种理想，把屈原的“比兴”提至“比德”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汉代王逸《离骚经序》中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一系列香草美人所喻的贤良，以及开拓出象征手法的咏物佳作《橘颂》，都是这他的文学在道德上的自我告白。其次，德行如此，还要观照家国大事。中国的抒情美典从《礼记》开始就有些强硬地要求艺术与政治的结合，按照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说法：“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他最后求道而死，似乎是一贯于这种“伟大”的性质的。 然而，班固认为骚与诗的风雅相争辉实属过了，其重要的想法也应在于不足以“正典”的思想内涵，他在《离骚序》里评述屈原道：“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其中，“非经义所载”和“非明哲”是值得玩味的。中国传统的美学程式是在一个“和”字范围内，由此乐从和，由此尚中庸，由此正统的文人文学要被放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间。而屈原相反，他悲哀至深，《悲回风》中“心鞿羁而不开兮，气缭转而自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直指内心无法开解的纠缠状态；况且他还走向极端，最后痛苦到“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其向死的情感，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点评的：“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儒家固然有舍生取义，但本质上对现世生命价值的认可还是很高的，它并不赞许在没有外部最为直接激烈冲突的时候对生命弃绝。（即便循往庄子，他的道的生命哲学也是在逍遥寻求超越，而非以如此牵绊的痛苦沉溺、堕落入水流。）屈原内心思辨汹涌，郁结于中，难以平复，按照文论中的用词，就是“怆怏难怀”，“忿怼不容”；他甚至书《天问》以问天。《朱子语类》里说他行事如此太过头：“怀沙赴水，此贤者过之也。”甚至他奇异恣肆的辞藻也美丽太过头了，万不符合儒“文以载道”也好、“诗缘情言志”也好所要把握的那个士人的的度，班固一句“露才扬己”，实则就是站在儒家敦厚温和的指标去批评屈原的语言把握。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那里，他没有执着于断定其思想的正统与否，说得更加圆融、综合：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此处的“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并不是在和稀泥地。所谓的“经旨”自然是正典传统的君子道德，而屈原自我成就的“伟辞”，其一肯定有其文体、语言的革新贡献，其二在思想的境界上，他抛掷了一个亘古的疑难，就是诗人自杀的问题。 已有很多人看到屈原的局限，说他没有走向超验的反思，最切中要害的一点，就是其纠结的执念在于“为什么王道如此”的现世，拘泥在儒学激发的忠君爱国的献身热情，只相信天命就是王道，这也是中国诗人的传统，所以大多文学作品都难免于“君王焦虑”的局限，寥寥“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就可以作一个大综述。似乎理当如此，不过，屈原能去自杀，就已经说明更多的东西。 于是，让人们困惑不解的是：屈原自己深明经义，明白“名不可虚作”（《抽思》），为何还会去问天——“既然宇宙、自然生成的的根据与道德与政治问题都无关。”“人格抱负的实现遭受阻滞，屈原应该去询问历史社会愿意；他致力的‘美政’事业受到阻碍，怎么去询问与此毫不相干的宇宙、自然从何而来？”“像屈原这样有德、有才、有学识的士人，在政治抱负未能实现时，怎么能产生弃世的念头？这样岂不与他‘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的道德意志相矛盾？”
屈原的骚体开创了一类文体，“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语出班固），也展现一地带风情文化，“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语出刘勰）；更为重要的是，屈原以自投汨罗江谢世，因而在一个国族的精神领域开拓了前所未知的边疆，那就是对诗人自杀的精神的追问。人们阅读他的每一句诗，都既知他的自尽的结局，由此他的死和他传世的笔墨互为参证。屈原忠君爱国的情操致使他在不得道、难酬志的时候沦入凄惶哀伤最终沉江，一部分人说他伟大在于这种儒士君子的气节，一部分人说恰恰是这种狭隘的家国观念限制了他的格局，批评他愚忠，受到太多儒家君臣等级观念下奴性的束缚；相承到后来，有人抛却了这个出发点，直接认为屈原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爱国忠君的强烈，而是在于他自杀。他的自杀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作出了惊天的诘问和阐发，让诗人之死寓于一种超历史的哲理与生命的感情中。如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所谈：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它极大地发扬和补充了北方的儒学传统，构成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人肯定屈原的死符合儒的正统精神，在《文心雕龙》中可见到前时的例证——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对于后来的儒士文人而言，他的死又能起到某种理义上启明的作用：“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甚至，屈原自己也将自己将死之心放到君子的体格之中，他在《怀沙》中直言自己“重仁袭义”的归途是死：“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关于这个君子的阐发，一是在儒家本身就有的“舍生取义”的殉道说。 首先他自视高洁的君子之德就是儒家对人的道德的一种理想，把屈原的“比兴”提至“比德”就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汉代王逸《离骚经序》中写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一系列香草美人所喻的贤良，以及开拓出象征手法的咏物佳作《橘颂》，都是这他的文学在道德上的自我告白。其次，德行如此，还要观照家国大事。中国的抒情美典从《礼记》开始就有些强硬地要求艺术与政治的结合，按照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说法：“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意……”他最后求道而死，似乎是一贯于这种“伟大”的性质的。 然而，班固认为骚与诗的风雅相争辉实属过了，其重要的想法也应在于不足以“正典”的思想内涵，他在《离骚序》里评述屈原道：“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其中，“非经义所载”和“非明哲”是值得玩味的。中国传统的美学程式是在一个“和”字范围内，由此乐从和，由此尚中庸，由此正统的文人文学要被放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间。而屈原相反，他悲哀至深，《悲回风》中“心鞿羁而不开兮，气缭转而自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直指内心无法开解的纠缠状态；况且他还走向极端，最后痛苦到“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其向死的情感，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点评的：“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儒家固然有舍生取义，但本质上对现世生命价值的认可还是很高的，它并不赞许在没有外部最为直接激烈冲突的时候对生命弃绝。（即便循往庄子，他的道的生命哲学也是在逍遥寻求超越，而非以如此牵绊的痛苦沉溺、堕落入水流。）屈原内心思辨汹涌，郁结于中，难以平复，按照文论中的用词，就是“怆怏难怀”，“忿怼不容”；他甚至书《天问》以问天。《朱子语类》里说他行事如此太过头：“怀沙赴水，此贤者过之也。”甚至他奇异恣肆的辞藻也美丽太过头了，万不符合儒“文以载道”也好、“诗缘情言志”也好所要把握的那个士人的的度，班固一句“露才扬己”，实则就是站在儒家敦厚温和的指标去批评屈原的语言把握。 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那里，他没有执着于断定其思想的正统与否，说得更加圆融、综合：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此处的“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并不是在和稀泥地。所谓的“经旨”自然是正典传统的君子道德，而屈原自我成就的“伟辞”，其一肯定有其文体、语言的革新贡献，其二在思想的境界上，他抛掷了一个亘古的疑难，就是诗人自杀的问题。 已有很多人看到屈原的局限，说他没有走向超验的反思，最切中要害的一点，就是其纠结的执念在于“为什么王道如此”的现世，拘泥在儒学激发的忠君爱国的献身热情，只相信天命就是王道，这也是中国诗人的传统，所以大多文学作品都难免于“君王焦虑”的局限，寥寥“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就可以作一个大综述。似乎理当如此，不过，屈原能去自杀，就已经说明更多的东西。 于是，让人们困惑不解的是：屈原自己深明经义，明白“名不可虚作”（《抽思》），为何还会去问天——“既然宇宙、自然生成的的根据与道德与政治问题都无关。”“人格抱负的实现遭受阻滞，屈原应该去询问历史社会愿意；他致力的‘美政’事业受到阻碍，怎么去询问与此毫不相干的宇宙、自然从何而来？”“像屈原这样有德、有才、有学识的士人，在政治抱负未能实现时，怎么能产生弃世的念头？这样岂不与他‘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的道德意志相矛盾？”
[ii]
可见，使得屈原通向死亡的那种真理的追求，不当只限于此，否则，《天问》的意义何在？他以“仁义”为本的君子人格似乎已再往前了一步，走到真正超礼法、超国家、超君王的绝对根据。他固然没有再进一步往前，去使用他美妙的语言来探寻真正的超验哲理，而就那样赴死了，但是，赴死这一行为真的就是避而不答的一种无解吗？可否把屈原自杀这一行为自身作为一种解答。当然，并不能、也不该简单地把道德和苦难互释。朱熹作《楚辞集注》，认为《悲回风》是屈原的“临乎绝境”的绝笔，诗人“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的苦闷可谓已然落入沉渊。以《悲回风》的文本来看，自然景物意象更加多，也更加层次递进，环顾旖旎成绮靡，“每一顾而掩涕”，这几乎是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屈原之死不仅拘囿在“系心怀王”、“楚为秦亡”，而是信念上的崩溃，他对自然、宇宙的追问就是对他曾经坚信的世俗王道的摧毁。文论各家理解他的信念，理解他崩溃，却没有清晰地梳理出这个过程和真正的原因。无可求得的超验真理，与一个困窘现世的荒谬感一起，让诗人想到了死，在这被铭记了千年的死亡事件中，前者的原因一定不可缺少。
《文心雕龙·辨骚》中，刘勰列举屈原遗作，《渔父》列在最后，称道其“寄独往之才”。诗人独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止孑然在世，也是他寂寞地往生。在屈原问天的悲哀中，他凌越了当时现世思想的结界，在往超验的真理作出稚嫩的询问后，无人回答，天也不会的，毕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
诚如加缪所言，人们面对着此世“不自杀所维持一种永恒的困境——人类的询问和世界的沉默”，屈原是文学史上留下这询问的先辈，他不是格局窄小，他跟无数询问者一样没有找到出路，诗（广义的）的问题总不尽然是现世责任道德的问题，诗人的自杀总归要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