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在北京一家時尚雜誌。一則日記： 一個人轉車回來，石橋舖、沙坪壩⋯⋯闊別已久的場景，連同我已經很久沒喚起的記憶。我還記得我高中時候的樣子，我從不算太自信，有著相當脆弱的自尊心，和最知道痛癢的羞恥心。短頭髮、薄劉海、總穿深色尤其是黑色的衣服。我現在也說不好對那時的自己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回來路上收到了何的郵件，很高興，得知對方最近在做喜歡的工作，各個情況有所好轉。在職業方面，我從前一直沒有很多很明確的想法，但我不為我經歷的欠缺而太遺憾難過，因為我並不覺得我有浪費掉。我喜歡那些假期我在旺角、花蓮那些地方的時光。媽媽前些日子問我實習，我說到現在的就業環境和內卷，她難以置信問怎麼會這樣。我想我以後也要扛過壓抑寂寞的一段日子。媽媽對我說：「妳要是能經得住也是好的。但萬一妳跌進去就融化了怎麼辦呢？」我忘記自己怎麼回答了，但這問句真是詩一樣哀傷。我沒有那麼大的慾望去成為風光的精英了，我不是沒有抗壓能力，我是不滿於當下掠奪人的良好生活的環境，異化人本身追求，沒有靈性的東西，所以不是良好的生活。我參與與否，不會惡化它也不會改善它，但是我似乎就是不願被盤剝的人，哪怕不出於什麼公平正義的理想，我想做我喜歡的事，踐行自己相信的事。比如以前一位考取復旦新聞的朋友，心裡一直在為他默念加油。人如果做的是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吃一些苦也是沒什麼的。只是我常常是懷疑自己當下所做意義何在的那種人，按照陳嘉映老師說，過度反思也不能達到良好的生活。今天還看到一條微博，說現在寫求職cover letter，或者申請學校的statement，回看都很讓自己懷疑，對方所喜歡的那內容，自己迎合寫出的那內容，彷彿是說，我這一生此前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個選擇，都緊緊圍繞著、恰恰是為了這份工作/這個專業。真的是這樣嗎？成功是扁平的，那麼我也是扁平的——如若我的唯一追求是成功。我懷疑的大概就是這些東西，這算是過度懷疑嗎？這對我的世俗良好生活有什麼重大不利嗎？我不知道。我昨天和媽媽對著哭泣，所爭執的點其中也有這個，她說，我所有的選擇都是把自己推向更困難的路。我賭氣說，是的我的人生就是注定悲劇的。彷彿做出那些選擇的時候我已經決意那般不幸。我當然也想過安定、健康、平凡的快樂、精英公式里的成功，我甚至可能有過靠近的趨向，可能也曾有付諸努力——但一切是如此的巧合，巧合是如此的準確，我走到的正是現在的位置。我不是澄澈、純粹的人，我內在的矛盾 、分裂既避免了我成為一個屈原式的人物，也一定程度上奪走了我成為陶淵明的可能。我不是一個不得善終的藝術家，也不是一個超然豁達的生活家。不西昆酬唱，也不白首按劍。 我不願意成為任何人，也不希望別人偶爾對我表達的欣賞是說想要成為我。我當然想要幸福，非常非常想要幸福，大概是健康、舒適、自得其樂的生活，我恍然意識到，那不就是我絕大部分的大學生活。不愁生計、不擔責任，任務是讀書，而讀書是我所喜歡的。說回來吧。我非常想要幸福，是的。但是如果擁抱自我會讓我不幸⋯⋯我還是眷顧我的自我。只是，我不再同前幾年一樣斬釘截鐵地做選擇，那時候我說，「我已決心這樣過一生」，話音綿延到今天，才知道，的確人不會從一而再生猛剛烈一心求死，我現在會遲疑，會沒有答案，會苟同折衷之道求某種平衡。 平衡是最難的藝術。
2022年7月，在倫敦一家諮詢公司工作，一則日記： 我回來滿腦子想著世界的不公平想著我在這邊受過的委屈，然後過一會就不這樣牢騷了，後來就坐在馬路邊，只是看到兩個路人玩手機，擦肩走過去。夕陽好美，這邊八點都不日落。但不是憋著哭，就還痛快些。 然後我想寫一個小說，大概就是我愛上M這樣的人是因為她瘦弱得耶穌一樣，她是那麼孱弱又富於同心，是這邊的白人裡最接近得神的那種。然後她指派命令 let go my soul and trust in Him/Her。這個小說就是一個對神懷有奇妙親密感卻沒有宗教的女孩子。她描繪的神在她心中，投射在脆弱善良的人身上，但她自己柔韌無比堅忍無比。 她發現不是神在救她，是她在救神。 因為那些特權階級的人太脆弱了，他們在細枝末節上受傷（我們也在細枝末節上受傷但我們撣去灰塵又繼續走了）是因為他們的神經細小不可以忍耐，所以他們過剩的罪惡感和同情心那些體諒，哪怕是真誠的，都是一種侵入，像強暴一樣的進入。 有一個女孩子叫伊莎貝，她人很好，也很活潑，看出我們不懂的東西也主動解釋 但她那種天然的安全、從容、自信的感覺（這是無法習得的）還是讓我胃痛胃脹氣。我在weekly social喝多了氣泡水，吃多了炸薯條，因為我不知道做什麼了 在那些笑容裡我開始發作。一個LSE經濟系畢業的校友女主管跟我搭起話，我覺得我好愚蠢好彆扭，我在一個空間裡強烈感受到我自己的存在，就是龐蒂說的那種現象學的狗東西，全乎顯現。 回來時夕陽好美呀，我聽歌，下地鐵時候在放明月幾時有。在馬路邊就那樣蹲下 我哭得像一個走丢了的旅客。
2022年12月整理更新： 爸爸又病了，也許過年會回去看看。 爸爸媽媽從來沒怪我過，只是姑媽姨媽們那些旁人看他們太辛酸可憐了，看不下去了，於是跑過來跟我說，含蓄說我是如何挖空了父母，是多麼自私置身在千里之外，又說我是如何明曉仁義道德，是怎樣該肩負責任。他們不說的而我暗感到的是我又多麼令人失望，那些無能的眼淚是我對自己的羞辱。什麼樣的羞辱呢？就是我植根這片土壤中，是不是配不上“博士/學術民工/知識份子“、“女同性戀/酷兒”“vegan”這種看似反叛其實鑲滿金銀珍寶的身分，是不是無法佔有那些先進的領空，我一方面不願苟同那些糜爛而不自知的幸福，或是那些自知而沾沾自喜的品味鑑賞，我卻一方面又趕在這湧流中翻覆不能自已。那些反叛者的反叛是在一個界線內的，他們不會逾越階級的框架，不會放火燒自己的祖屋，有時候他們會吆喝兩聲困宥無奈——也許也是真心的——但酒會上闊論階級分化固化的反叛者絕不會脫下禮服加入賣炭翁的嘆息，甚至那些奔走呼喊眼淚與火情的反叛者不會涉足血污與大火中去。但是我能分清的，不該說人要罹難才能反叛，不該叫人做無謂犧牲，可我真的想說的，是求求他們停止那種取而代之的反叛藝術展演。（同時：為什麼用他們？我算是展演嗎？展演的層次是什麼？落魄到什麼地步不算展演，我所擁有的是足夠的還是不夠的？） 我只能對爸爸媽媽道歉，我不知道我能得到怎樣扭曲的發言權。我被撕裂其間。 我無能，爸爸媽媽。我會什麼呢？我只會這些“無用”的，我會寫作，但是你猜怎麼樣呢？恰恰因為如此！ 「大卫·格雷伯写道：“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早已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很少写自传，用文学技巧来自我创造，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精英们游戏。”」 反而寫讓我背叛了全部，我甚至沒有真正意義上從事我應該去體認的勞動，我之所以憤懣委屈因為我心底認為我經歷的掙扎不應我該有的，不僅排開說它非我所有，且還要叫那些沒曾消受過的人身在其中去試試看才好，這種對世界的卑鄙和憎恨讓我無法在面對我的愛——但另外一個方面如果只以愛去解說，我不佔有這苦衷（自戀地說”為什麼偏是我這麼寂寞，為什麼只是我如此悲傷“），我看到他人共享一種疼痛，這樣我又能同時打通我們最集成的類性的連結——但又反過來說，我在這些見聞中反覆磋磨，我堅忍的愛越多，我積累的憤恨竟然也逐日增長。 我還記得我當年信誓旦旦說自己從why me到why not me的轉變。我的確到why not me了，但又陷入一種非常糊塗的纏鬥。 沒有純潔可言，滿世界真偽難辨的游船與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