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知識分子之同盟自證？》
這些天天講人文政社的知識分子，到底是進行另一種權力話語再生產的精英自由人，是良知表演家，是真antigender的魔怔左壬，還是乾脆的保守黨右派，都也不是看不出。然而真正的聯盟，如果有的話，在一個已經被佔據的領地上哪怕是真的伙伴也其實不能去證明什麼。那要如何聯結？ 對人文精英進步人士的階級性問題（常見於對國內中產研究生、留學生，類比到70年代的西方那些青年活動家們）不能粗暴按照原罪論處理。尤其那種拷問也經由另一種知識權力平級地甚至自上而下地進行時一定會做成醜陋的鬥爭。拷問必須要自下而上，那麼拷問base在什麼樣的判斷上呢？畢竟進步也分種類。人如何去解讀這些知識分子的位置，知識分子自己又如何解讀這些位置，班達說的學者遺世獨立置身事外我現在是不信的，那麼置身在當中，就必須要處理複雜的位置（為了判斷 質詢 聯盟 行動 種種）。 在那些個文化研究討論位置的時候，positionality和identity的關係總是相愛相殺相輔相成地出現。而identity牽引出來的身分政治的問題有太多人說過了，除了在於它回應不好現實的交叉性、複雜流變，還在於它建立在圍繞「特權」一詞的基要主義上，之前桶跟我講說privilege這個詞看似在各個座標軸都能用，實則模糊焦點，最適合被拿來避重就輕。我們需要有一個可以有超越性聯合效果的、且還能在各個座標軸都能有聚焦作用的框架。 我以前一直提到內部自反、外部現實代價這些作為承擔的尺度，但這些也是可以表演的，尤其是現實代價的慈善性質，讓人在歷史共時進程中很難說誰是盟友恩格斯 薩特，誰是那種維繫現有秩序的winners take all包括activist capitals。 後來我有反覆寫痛苦作為代價，不是美化痛苦，不是把這個作為先決條件與要求人罹難，（實際上要警惕那種「要求」人去做偉大犧牲的口徑，像疫情時候用一種·先決的·歌頌去要求女護士犧牲頭髮，新中國革命史當中很多事情也是一樣） ，而是，從後往前回溯看到的，內外部的負重的承擔，包括內心因為自反再反的思考和行動，那絕不是純批判的，而是具備能產的——因為能產，生產總是帶著疼痛，這是母體的哲學。也許因為我們只能可悲地確立在線性時間裡，找到的證明也如此有限，但這不讓我悲觀，除了在final終局或者階段性類終局的階段去看到一個人此前的生產、痛苦和承擔，還有一些我稱之為「關鍵選擇時分」能顯示出人的區分度。 大多時候，論及知識分子的真誠和表演，難捨難分，因為我們見識了太多那種話語——拉康精神分析裡「大學話語」其實是為了主人話語服務的，說得看似再有進步性也實際上是主人/權力系統/大他者默許乃至endorse的意識形態再生產，不具備解放性，那也就是人文主義和道德主義下的進步觀行不通的癥結。如果熟讀熟福柯我們當然不難發現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幾乎所有話語都在這個被默許的範疇，除了發瘋發癲說第三種癔症語言，比如反覆說愛 說新世界 說陰性詩語言 說閣樓上的瘋女人被取消後的一切不可能性⋯⋯但是，當我們必須引用權力語言（我認為這沒有錯，加速主義在實踐上太自戀、無能甚至殘酷，勾兌權力偷獵資源輔助同盟的smuggling必須進行下去）的時候，志同道合的運動家、批評家、我們需要的smugglers甚至間諜家們，就會和巧言令色的表演家們混合不清，這時候唯一的區分度似乎只能在於「關鍵選擇」 ，而我們必然遭遇一個問題，那就是：真正的關鍵選擇在日常中其實很難隨處發生。換句話說，那種拉開人格層級差的「信仰一躍」的時分不是日常發生的事件。固然日常事件也讓我們可以在隨機一個時分去參考辨別人性，但「愛的真誠」的切面一定是近乎那種傷口破開的效果。就像平時我們不會知道一個小學裡哪個老師是在地震到來時讓孩子先跑的，也許一個平時不苟言笑的、事前事後也不會說自己是多麼善良的老師下意識會那麼做（四川地震真實的經歷感受），身體反應一樣的信仰一躍，揭示的不是一個精妙複雜的理性決策，而是人內化最深的倫理無意識的爆發 。而也許一個總是平日顯得師德多好言必稱仁善的人反而那時候就自己丟下孩子們跑了。 那個所謂傷口破開般的時分，因為能顯示愛的純度和強度，所以拉開了平時摺疊起來的倫理尺度。也許是地震，也許是革命，石牆or工運⋯⋯也許甚至並沒有一個幸運的短瞬、就是不屈不撓的堅持到死才會揭曉，即終局-彌賽亞時分，如果前者可遇不可求，後者這個堅持-終局-審判，就是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裡寫的「些微的彌賽亞」，把巨大的關鍵抉擇 散落到生命的細小經驗中，每時每刻無時無刻的考驗、拷問。 自證是困難的，就循另一條路徑：每一次自我懷疑乃至自我否定。剛好，人與自己疑問對質，甚至必要限度下對自己否決，就是那些痛苦爆發的時分。不是為了追逐痛苦作為思考的痛快感，絕不是為了痛苦for its own sake，就像之前寫到的是從後往前推才會看到的，原來那radicalness當中就有生育般的撕裂，那徹底必然帶來那痛苦。所以我也可以理解如此親近的相關性讓人們常會把因果關係推算成因為痛苦才徹底而一味去追逐痛苦—— 永遠不能忘記痛苦是代價的效應作為參考，是徹底的證明。做出那些代價承擔：為那志業去做出生產的痛，逼問到心的極限的痛，關鍵時刻、傷口破開時分的信仰跳躍，或在些微的彌賽亞不斷到來之際，讓自己細碎的無數個選擇都分有那個最大的關鍵選擇、且那關鍵選擇將是真義的⋯⋯那麼愛的君臨會證明它自身，而人自己作為界面時，就無需再自證。 從而一組辯證法也會出現：除此之外的自證都必然是失敗的，而失敗主義左派（要麼解域失敗，要麼解放後就退場、從不把握權力）唯一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徹底被完整證明了。不管來自什麼性別性向階級種族，不管反覆多少次，甚至不管是不是在同一時空，這世上的同盟，這些人也許終會像愛人一樣地認出彼此的臉了吧？
ps愛和革命的同一，就在於聯結。我好喜歡Paul Preciado《墜入愛河》寫下這段，給人感覺很清晰，就是在於聯結：「所有革命都生產新的身體，而我的身體今天降生於你的懷抱，降生於德黑蘭和莫斯科，聖地亞哥和拉巴斯的街頭。放棄戰爭的新生軍人，在示威者面前下跪的警察孩子。只有電子產品和剪刀當武器的少年。你是革命。我屬於你。你的皮膚是唯一的臨時性別自治區。此前，這個概念只是政治虛構，是純粹的猜想。如今，它就在這裡：在我們之間。在愛里。起來。起義。為了你，我將放下我所有悲傷的情緒。早晨是克拉拉。晚間是藍色的。夜是紅色的。革命是你。」 2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