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國政治二元關係之間的位移和思考》

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視角究竟能說明什麼？

（原文寫的英文，我很懶所以都是機翻的⋯⋯儲存一下）   本文將重新審視當今使用的政治光譜的話語二元關係。幾十年來，社會和政治科學家一直試圖研究描述政治變化的有用方法，並發展他們對政治光譜的分析框架，例如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布萊恩·派翠克·米切爾（Brian Patrick Mitchell）和大衛·諾蘭（David Nolan）。而本文則試圖提出新思路來反思政治的二元關係，而不是直接挪用這些理論家以前的模型，來思考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我的目的不是添加任何其他自我滿足的分類學術語，而是通過澄清人們政治對話中使用的二元關係的日常語言來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放棄它們。本次討論將從中國國際學者的角度出發，解讀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在更大的圖景中強調左/右的二分法，讓人們不僅能看到一個全球化的中國，而且通過對中國的反思，獲得足夠的跨國視野。   我從哪裡來，家還是失地？ 關於中國在全球的政治地位的廣泛學術研究，即使是那些聲稱“超越二元論”的批判立場，也讓我深感失望。我渴望找到一種更複雜的方式來理解自己一直對這個國家感到矛盾。對我們來說，應該有這樣一種更好的方法，它不會陷入歐美中心主義，不會對剝削性跨國資本主義的默契緘口，也不會在一些虛偽的非殖民化伎倆下落入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陷阱。一種特殊的情緒，分裂但又像矛盾一樣捆綁在一起，使我更徹底地反思我的願景，因為它不斷質疑我來自哪裡。 當我在內網平臺上積極介紹我在LSE學到的什麼性別研究時，這種情緒讓我感歎不已。在大量引用跨國酷兒政治語言的情景下，一週類-世界性人權敘事的如是傳播，而當我遇到一場關於后殖民主義的漫長而複雜的辯論時，我的理想熱情受到了詰問：人道主義精英們以一種普遍但排他性的進步方式為前提，而第三世界要上繳自己、為了追隨那套現代性，這與啟蒙思想家提出的現代性邏輯相同，也是以解放的名義成為帝國主義殖民的自我合法化，在巴以衝突中這也是論爭的一大核心。一方面，這個後殖民時代的人權動員必須能夠看到或多或少不同的當地人民的獨特需求、文化傳統和政治環境。與此同時，總有一種被劫持魔改的后殖民姿態，使地方和精緻的傷害合法化。我不能接受這樣一種底色，即「我們奮鬥多年來擊退那些殖民者，就是為了保持我們當地家暴婦女的傳統」。雖然我也發現將西方現代性（也許還有西方後現代主義）作為單一線性歷史觀中唯一的進步方向是非常可疑的——這種歷史觀源自黑格爾的遺產，但在斯皮瓦克、塞奇威克、法農等傑出思想家的豐富文獻中，我最終意識到辯證地介於兩者之間的先決條件。這既不是不負責任的相對主義，也不是頑固的片面極端主義，而是要看穿光譜兩端的距離，找到它適用於非常具體、有背景的情況的個別案例。跨文化政治不僅需要一個中間立場，還需要一個超越非黑即白的任意性的持續運動。這不是道德相對主義，而是不再退回到兩極立場，在這種移動的視差中，我們將找到一種可能性——世界不應該是單一的，歷史不應該是單線的；與此同時，在“差異政治”中仍然存在著共同的信仰（Seidman，1997）。這種共同立場及其持久的運動超越了國界，植根於對壓迫的本能抵抗，因此我們不會失去在模棱兩可的社會政治環境中反抗的動力，也不會放棄我們在做後殖民時必須在本國抗爭、爭取的權利。 中國學者的作品實際上大多都未能表現出這種反身性，即使是那些副標題為“超越二分法”的作品，例如金克宇的《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劉衛東的《超越市場與國家》。另一方面，我完全理解學術界從來都不是一個無黨派、非政治的烏托邦，所以難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帶有隱含或明確的傾向和潛在的政治議程。因此，汪、劉、金三人都非常自然地為中國寫作，主張由黨國主導的全國性經濟發展具有決心和靈活性的政治優勢; 而美國專家多西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外交戰略有一定的認可，將中國描繪成巨大威脅，因此最終深化敵對。在閱讀這些不同的學術團體時，我發現他們要麼不斷將「左派」與「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者」混為一談，就好像我們仍處於冷戰之中一樣，要麼相反，他們將「左派」概括為「白左—自由主義」，減少甚至消除後者的其他突出可能性——例如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義。像「中國左派與西方有不同的含義」這樣流行的陳詞濫調會再次出現，但這種相對主義的想法永遠不會讓我滿意，因為它們斬釘截鐵地阻止了更深入的對話。托比亞斯·滕·布林克（Tobias ten Brink）的書以一種相對更客觀的方式將中國的經濟繁榮歸因於其特殊資本主義的悖論路線——什麼「雜亂無章的國家滲透資本主義」（Ten Brink，2019）。但關鍵在於，一個接一個的新術語，如此專業化的描述，讓人感到也許除了中國之外，以至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不能被用來發展總體的、普遍的理論，因為「它太特殊了」。 懷著這種困惑和好奇心，我想明確一種“駕馭二元論”的思想方法，在這個當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左派和右派」以及其他組合的配對術語不會被簡單地拋棄，而是通過我們不斷的“在兩者之間移動和超越思考”，為進一步更清晰的、後反思的概念使用和更具建設性的政治實踐提供框架。   你是什麼意思？愛國者還是反抗者？ 採取全球視角，才能避免理所當然的絕對靜止的立場，才能有策略地審視跨國的差異的政治。《全球中國作為一種方法》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方法論路線圖，“將中國理解為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離散在外的單元”（Franceschini and Loubere，2022）。事實上，他們的批評確實豐富了當前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並給予了全球資本主義和中國政治機構足夠的承認——以及更深入的批評。然而，正如我所擔心的那樣，對「比爛主義/whataboutism」的的批評如果是一維的，它可能會使所有對立政體之間缺點的比較無效，在比較的視角下降低許多有意義的批評，反而讓二極管思維猖獗起來。這種直覺的謹慎源於我自己對學者身份的經驗實踐。為什麼這個身份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本文的出發點和錨點？在跳到「中國留學生/學者自然被賦予比較範圍，他們必須從跨國和全球視野中看待中國」這種簡單陳述之前，我想先介紹兩個案例。 第一起案件發生在今年，在倫敦的Bricklane，一個以塗鴉藝術聞名的地方。其中一面街牆上被中國藝術學生貼上頌揚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口號，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發了激烈爭論。這個團體的帶頭人首先說他這樣做是為了通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來使西方的虛假自由去殖民化，可是後來當爭議升級時，他又開始將他的“藝術”描述為非干預和非政治的。網友們發現他的小紅書上荒謬地寫道，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和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這讓許多人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有經濟或/和政治學知識的人：如何同時聲稱這種矛盾的身份？此外，網上還流傳著許多諷刺性的評論，涉及另外兩個矛盾：他如何將民族主義宣傳與他自稱的非殖民化混為一談，以及他如何表示他為這種“文化輸出”感到自豪，同時又不巧妙地要求藝術免受任何政治風險，就好像這種創作表現了唯美主義一樣。從這種怪誕的宣傳塗鴉的不一致中汲取靈感，我想更深入地研究，找到這種混亂思想背後的年輕人政治思維的癥結所在。 因此，我將更加強調第二種情況。相比之下，這是同樣在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年輕學者盧曉宇（Xiaoyu Lu）提出的更內省和建設性的反思。他寫了一篇名為《雙重異見者》的文章，敘述闡釋了他作為海外華人學生的“認知失調”經歷（Lu，2018）。在西方社會的多年生活使他和許多海外中國同胞（也許還有其他一些祖國屬於非自由國家的僑民群體）不信任、乃至否認“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我與他的感受有很大的共鳴，因為那種自由主義倚靠的壓迫建制，倚靠按照這建制的標準對自由共同體的遴選，當我們把這個詞帶到后殖民主義的跨國資本主義體系時即是如此。在這裡，我不會再抱怨反帝國主義的歷史和文化的新殖民主義勢力——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如前所述，我也害怕看到去殖民主義的努力被魔改並被亂用來對抗真正的人權訴求，因為後者是新殖民主義侵略的替罪羊，或者更中性地稱為“顏色革命”。我不想重複詳細描述這些現象，而是想找出這種混淆的根源。 “自由主義”的常用內涵，如進步、白左和解放，值得研究。我不會像許多文化本質主義者那樣重新定義它們，而打算看它們是如何被使用的，又從這些語言使用中看到它們在國際政治實踐中的意義。當盧告訴我們，“我成為國內外的雙重異見者，堅持對中國政權的懷疑，而作為自由民主持不同政見者的身份卻也凸顯到來”，對自由主義西方的幻滅不應僅僅被視為散居國外的懷舊情緒或過去生活中的民族主義殘餘的副產品。，因為這無非是那種比爛主義的另類情感。事實上，雙重乃至多重的不同政見的思想是自身就非常有內在道理的。語義翻轉過來，因為今天的自由主義政治經常呈現“新自由主義”，在這方面，對自由主義的再審問也伴隨其他一些詞，如優積主義、自利個人主義、跨國資本、環境不可持續性等等——在這個語義場，自由派的背後就是一個不同的故事了，這個故事給多數人帶來的苦難不亞於專制國家控制感。如果不是這樣，盧就也不會感到如此分裂，他說像他這樣的人需要制定一種方法來表達與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的相左觀點，同時又不被視為列寧主義政治威權的擁躉。 這種矛盾心理可能也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影響：中國並不是一個超越性地結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值得稱讚的例子，相反，它仍然在兩者之間運作。從邏輯上講，兩件事的結合（這個結合也很值得思考，究竟是結合了二者的什麼）絕不等同於超越它們的二分法。實際上，中國進入市場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探索，也同步於許多西方國家發展其國家強加的福利制度，後者卻鮮少有被描述為對國家和市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超越性結合。此外，如果這種超越性表明中國能夠超越任何一種機制的問題，像Jin Keyu說的占了兩頭利好，我們肯定會得出一些毫無根據的過度樂觀的結論，con he r h從而忽略或者排除了廣泛而尖銳的社會經濟衝突。中國還沒有實現如此完美的縫合，現在也沒有優先考慮經濟發展，因為領導人確實強調政治議程，而這些議程往往指導決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CCP也一直在努力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來發展適應市場經濟（Dunford and Liu， 2022）。然而，這種觀點是有局限性的，因為它預設了中國就是一個獨立的內部中國，缺乏跨國視野的批判性思考。 因此，我意識到，當被人問“你是什麼意思”時，太多了人們預設了一種「二極管」的心態。二極管意味著傾向於兩極分化思想，否認政治交叉性和多元權力關係，其特點就是因為拒絕、質疑一方就理想化、站隊另一方的姿態，這並不是運動辯證，反而是靜態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詞不僅指中國人，還指一些西方人。每一方的邏輯都是一樣的：正如盧記得的那樣，有人問他為什麼要為威權政權辯護，因為他對西方經濟/政體的批評很容易被當作他的祖國批評西方模式的官方陳詞濫調。在這中間，像中國國際學者這樣的雙重批評家確實生活在這種困境的艱難一頁上。一方面，「如果你認為我們的後殖民行動和對西方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抵抗有問題，那你絕對是西化的殖人和民族敵人」;另一方面，「你怎麼敢批評自由民主——那你肯定是一個可悲的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或者你是這個專制國家的既得利益的官員」。在這裡，我想把我對Whataboutism（比爛主義）的分析聯繫起來，這個內涵是民族主義的邏輯，中西不同的人群都喜歡在爭論中召喚它。我可以從當今國際關係的零和博弈的更大背景來推斷這一點，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和美國仍然處於產生兩極話語的對立和競爭中。但與此同時，人們的立場越是兩極分化、越明確，左右之間的界限就越模糊，在權力的動態相互作用中，壓迫和解放。只有通過識別這些大詞背後使用的不同框架和標準，我們才能開始駕馭複雜性。 當我們仍然將Mao或斯大林主義社會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的效果，用人人自由來指涉新自由主義，以單一形式的民族主義談論保守派時，我們怎麼能將政治辯論從根深蒂固的二濟觀心態中解脫出來，而不顧階級、性別、種族、性取向、環境可持續、動物福利等國際鬥爭？當我們仍然轉向中國和西方社會之間左派的「不可比性」時，我們如何才能產生有意義的對話，這些對話應該建立在共同語言的基礎上？現在是時候把事情弄清楚了，這樣持有雙重不同政見就不會是兩面派的中間人或僵化的胡攪蠻纏，而是提供多重反思的批判性見解。下一節將闡明國際政治話語中的當代“左派”和“右派”。   如何重構中西左翼和右翼的相對主義？ 左翼和右翼的分歧通常位於 「政治價值觀 」中，而後者則與《裡斯本條約》三位一體相提並論，即：民主、人權和法治（Renouard，2020）。儘管如此，我為這個二元論部署的政治軸心是從更具體的語用學角度出發的——換句話說，就是辯證話語中語言的日常使用。在這種話語考察中，冷戰後的“左翼和右翼”之間有三個軸心：這個新版本的“三軸”旨在取代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分類，目的是解決圍繞“自由和壓迫”的混淆：因為經濟上的“自由”可能是右翼的。我在這裡使用的“自由”受到米爾頓·羅基奇（Milton Rokeach）的《人類價值的本質》一書的概念化的啟發，但略有不同，因此它被定義為結合了解放和平等的正義的實現。因此，壓迫是人類自由的剝奪。為了進一步解釋這一點，我想應用社會科學的交叉性這個概念。根據許多研究各種形式的政治鬥爭的學者的說法，如果壓迫是相互交織的，那麼基於這種人類條件的國家和國際政治中對自由的要求也是相互交織的。 有鑒於此，這三個軸線不是分開的，而是相互交叉的，因此人們可以跨越所有三條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案例：一個非常國際化的跨國資本家是左派還是右派？上層階級的精英主義女同性戀是左派還是右派？愛國的、民粹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是左派還是右派？這些不僅用於思想實驗，還用於我們公共討論中的現實生活中的個人。當我們談論他們時，我們甚至可以具象化其中的一些。此外，人權敘事是否只屬於「自由或控制的類別」？當我們考慮世界快時尚產業中來自東南亞的女工時，同樣侵犯人權的跨國資本工廠又如何考慮呢？我提出這些問題不是為了廢除左翼和右翼之間的二分法，而是要繼續使用這種二分法，在具體細緻的政治層面上進行仔細的審問，以達成一種語義共識，澄清我們正在談論的是什麼。我們試圖理解某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人）在哪個軸心上具有什麼樣的政治和道德取向，而不是將身份概括到武斷的程度，以至於將經濟階級主義者或文化保守主義者視為左派。此外如前所述，如果我們採取解構性相對主義的立場，說“中國的左派和美國的左派不是一回事”，它最終會以模棱兩可的名義剝奪很多有意義的討論。如果中國左翼在冷戰背景下意味著社會主義，而西方左翼意味著自由主義，那麼它們之間的對話如何意味？– 這兩者根本沒有在同一規模上討論。前者取決於一個主體是否代表經濟資本主義，而後者則取決於它是否在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等普遍人權所定義的範圍內擁有足夠的社會文化自由......等等。舉例來說，英國的政治環境通常是社會文化自由的（例如，LGBTQ+ 的流動更自由，但如果考慮到對跨性別者的暴力，也略有爭議），然而，就其國家資本主義、英國脫歐后的情況、NHS 等資金不足的公共服務等而言，經濟相當保守。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對《Global China as a Method》文中“左”和“右”作為方法的糾結使用持保留態度。他們質疑西方通常採用的思維模式“例外/本質主義”、“maieuticism”和“whataboutism”來看待中國，而對左和右的定義卻還是位於一個單一的頻譜中，不顧現實在如何一個複數軸的網路。我們需要進一步澄清這些術語的用法，要使每個軸及其標準保持一致的澄清，這非常重要，因為它關乎我們如何想像我們的未來（並且為之努力）。我將首先從對自己的一個問題來闡明這一點：當我聲稱自己是左派時，我是什麼意思，以及我希求/爭取什麼？一方面，我們呼喚自由的左的立場不應該進入新自由主義者的殘酷和虛偽；另一方面，遵循馬克思主義關鍵命題的新左派不能把我們引向壓制性的極權主義。許多人認為，搞社會主義就是搞毛的社會主義（或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但同樣，新左派內部也存在分歧。在這些分歧中，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抵制剝削性資本主義，同時又不落入威權模式。這樣，當我說我相信財富和資源的更大平等時，那是自下而上的，並不意味著我想要一個極/權模式，當我說我想要自由時，我指的是政體的民主運作，而不是我想追求一個具有巨大分配差距和不受控制的擴張的自由市場和少數人的狂歡。當我說我在每個軸上都是左翼時，我也不是自相矛盾。而如果我被批評為自相矛盾，我知道也許他們才是信守意識形態教條的：譬如他們覺得一個理想的自由和民主社會必須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繫在一起，而且在這種制度中，社會公平要成為一種代價。 然而，有些人仍然可以反駁說，即使是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也把資本主義（甚至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作為邁向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的必要歷史進程。為了回應這種偏見，應該引入馬克思本人晚年的更進和修正：馬克思提出了亞洲生產方式（AMP），以改變他早期對歐洲中心主義觀點的局限性和他對該地區的缺乏瞭解。這種思想不僅承認中國等亞洲國家存在階級鬥爭和革命潛力，而且還譴責了殘酷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更重要的是，它還提供了“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條件和歷史經驗，發展具有特定民族和地區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替代途徑（Wittfogel，1962）。這種歷史發展的多元性觀點讓我們對未來左翼政治的想像就不會是自相矛盾的，人們以堅實的認識論基礎來創造真正解放形式的可能性，避免被拖入複雜的意識形態陷阱。 但我們也意識到了，由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之間的話語聯繫，可能會有另一種複雜的反彈（Wittfogel，1959）。那是因為社會主義對不發達的國家來說是一個不成熟的果實嗎？這種不相容性是否在於這些社會的經濟遺產？當下沒有實踐給出全面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兩種思想（社會主義和專制主義）之間的歷史關係不能使它們在概念上相互平等。 同樣，如果優先考慮上述條件的“自由和壓迫”，就像「馬蹄鐵理論」的理論框架解釋的那樣：極左翼和極右翼彼此更接近，而不是與中間。這個概念最初用於描述納粹的德國共產黨，也與中間派/極端主義理論有關（Berlet & Lyons，2021 ）。然而，我不求助於這個理論工具有兩個原因。首先，中間派現在在語言學意義上更加模糊，因為人們在每一次使用中都擴大了「左派」的範圍;通常情況下，有些人聲稱在文化上是左派，而沒有在經濟上提及他們的正確性，反之亦然。第二，中心並不意味著理想的地位；更多時候，它類似於舊的相對主義的模糊立場。相比之下，把一種“未來左派”的“中間性”作為“超越性”才能夠為政治倫理指明方向。正是在辯證法的交匯點上，我們才能通過更縱深的聯繫，抵達對真正生命價值的認可，抵達超越性。   超越國家二元系統的多軸的更大連接 利用國際多重異見者（對中國和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的視角，我們要回過頭來解開一些真實的案例，對左翼和右翼發展新的理解。要超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或市場/國家，人們需要在全球視野中看到具體案例，這樣二元術語就不會簡單地在國家層面上討論。 例如，中國地方的勞工權利鬥爭確實揭示了跨國資本主義多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動態緊密關係，包括勞工活動家、工會、國際企業家和投資者。2007年《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案之所以最後去掉那麼多勞工權益，主要因為對在華的外國商會（例如上海美國商會）的妥協。妥協的內容包括「工會對內部法規的否決權被取消」和「只有在涉及至少20名工人或超過10%勞動力的裁員問題上，公司才需要徵求工會的意見」。此外，根據學者和勞工活動人士的說法，2010年廣東省勞工運動無果而終也是由於來自香港企業家界的壓力（本來預計有一項本可以提高工人與僱主進行集體談判能力的新法規，資方壓力下，它很快就被從政治議程中刪除了）當全球勞動力市場上被剝削的中國勞工沒有成功地從當地政府那裡改善他們的權利時，人們不能忽視這背後非常強大的跨國企業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們需要看到全球公民社會和國際工會（特別是總部設在香港的著名勞工NGO中國勞工通訊）在2010年代大力支持中國旨在保護工人更廣泛利益的勞工權利運動。 因此，全世界工人的聯繫、統一和團結也具有跨國的性質，就像對面跨國資本的協手施壓一樣。當然，反過來也要考慮國家控制利用民族主義的動態：當國家用境外勢力的說法把緊密聯繫的全球市場中的勞工破開時，這些國際上對國內勞工權利的支援都將驅逐在外了。同樣，當全球資本主義迫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地方政體損害工人的權益時，到底什麼主義是那邪惡的根源？如此，左翼和右翼的討論必須超越中國，也要超越美國或英國等，到一個互聯的國際層面，這樣我們就不再說白人的左翼有不同的標準，而是澄清我們在特定情況下談論左翼的時候到底是在哪個座標軸使用這個詞。在工運情況下，很明顯，並非所有西方干預者都是右翼資產階級，工人NGO和國際工會也在和他們自己國家/地區的政府和企業鬥爭。同樣顯而易見，並非所有與社會主義政體有關的行動都是左派的，因為這些當地的活動只要有國際支持就被當局當叛國處理。 另一個例子關於性政治，或者更具體地說，是關於跨國酷兒政治。在中國酷兒研究領域我注意到，本地女同性戀者具有女權主義者和酷兒的雙重政治身份，並在政治上表現得很進步，當她們以階級歧視乃至種族歧視的方式進行“左翼政治”時，她們也明明具有保守壓迫性。當特權女同認為，西方的流動性和非二元性的發展是進步的方向，在他們的當地語系化和日常實踐中，這個想法卻開始專門用於歧視在 LGBTQ+ 社區中那些還在性別二元論的人，稱其為“落後”和“複製傳統性別角色或再現異性戀”，其底層邏輯是非常排他主義的，而且往往是蘊含建立在階級主義的優越感上的，因為許多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人不容易獲得最「前沿和時尚」的酷兒理論（Liu，2019）。因此，在跨國背景下規定的非二分法追求可能是對這些階層較低點女同性戀者的另一種壓迫。所謂的進步敘事假定了一種單線的歷史發展，並將現實生活中的女女伴侶生活經歷去語境化，篩選、排除酷兒主觀性和慾望的不同表達（Fung，2021）。這種關於性解放和性別流動性的精英主義知識再生產也會是保守的，至少在經濟方面是這樣，因為他們的左翼言論是與更邊緣化的其他人相對立的。 關於全球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當代政治問題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從地方鬥爭（平台經濟中的零工），到中美對巴以衝突局勢的回應。 這篇文章沒辦法闡明所有這些問題。此外，我使用的幾個概念可能是有爭議的：首先，“自由”的假定的普遍的、普遍的利益是一個宏大的抽象概念，優於人類價值的子分支；其次，本文中的“左派”是在對抗建制的積極意義上使用的。最後，讓我們共同將自由視為和平、公平、多樣和開放，這個時代的學者應在左翼和右翼的不同軸位上看到更大的聯繫，超越壓迫的意識形態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