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沈沒》

也是回《發瘋正典》那一則的續篇

一、位置的非法性及批判的無盡 之前寫過一些知識分子到工廠去潛伏後代寫其中辛酸苦辣是屬於作者下沉，從姿態到思考都有嚴峻的倫理考驗。沒有對的位置，不能期待有這樣一個地方，只有永遠位移的視差。無論怎麼寫，要麼是批判作家下沉的姿態，要麼自己就是那個姿態，這幾乎快成沒辦法的事情，甚至自己還沒那麼刺眼的權勢差都依然處在這裡。一方面我知道持續批判的必要，it’s never an end of criticism因為它就是會被召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也很清楚，批判是一個循環，a批判bb批判cc批判d，最後d批判a這樣一個頭咬尾巴的圈，甚至是一個鮮少有出圈劍指權力的內循環，這真的很精神分裂。 甚至，下沈本身也不是一個界線分明的東西。現在又翻來明白，一些作者本身是「浮出」。但難解的是，浮出的高度差意味著什麼，真的可以有從最貧困的境遇裡浮出的寫作者嗎？浮出之後的下沉意味又著什麼，是向某處回返、還是從未離開、還是同其他在高處把玩文樣的寫作者一樣傲慢？說作者是誰不重要，福柯把作者理解為一個社會裝置，但是裝置的效果是不同的，人們對世界各樣的不平等是敏感的了，人們對系統性代言的表象是警覺的了，不可能有一個對的位置。我想這就恰好說明不需要把握位置，而需要把握運動——運動帶來位移，位移就在反覆的差異中創造可能，就讓敘事的表達與接受都成為磨礪良心而不煎熬靈魂的事情。 批判之外是什麼呢？或者如何超越批判本身呢？ 我想，有強度的“Action”這個東西的確是end of criticism，而且它的強度是按照承擔痛苦的代價而不是歷史計量的效益來計算的。 當然我也可以像給論文做結語一樣如此結論了事，說，真正的“Action”（還要大寫強調，只有它自己，call to action都不算）可以是end of criticism⋯⋯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地方我們都心知肚明，一兩個人的action給人更無力無能的感覺，死水微瀾，絕望的敘事中的一滴，濺起來了又於巨船何用呢。 所以我只能寫“如果但凡爆發一場正義的鬥爭我也會去的”，這種句子不是希望的哲學，好像我只有死了。這不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地步，甚至只是一個初具良心的地步。但是說到這裡會不禁又去問，死法很多，為什麼一定要集結成最後那場最革命最radical 的鬥爭才肯去？即，為什麼為了日常中水滴一樣的抵抗，為不可見的抵抗而死就不能？為什麼為了非集體的個人抵抗就不能？難道這不是人對死於泰山鴻毛之分中劃出了一個自我的想往？難到人還是需要有人在混亂中抓著自己的胳膊說出認可與愛？ 我完全不知道，我也想可以說我要盡全力這種話，很多時候我也不知道答案，甚至不能算是一個想得最認真的人，我甚至不能算是一個嚴以律己懲惡揚善的人。但我能分清楚，至少我是一個精神分裂向內的人。複雜，不連貫，沒有一致性，似乎人都是這樣的。然而這當中我唯一的自信是，我的這些東西是真的，矛盾雙方都是成立的。如果這些都是真的，如果真的東西和真的東西互相取消、互相毀滅，那就是這世界的緣故。造物主最大的憐憫之心就是攔下這個責任，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而在抵達這一步之前，我一定將已經完成行動。 二、痛苦的辭典，失力的語義 可能詞義就是在衰退的。以前在爾汝這些詞面前，「你」就是最新的尊敬稱謂。後來你用泛了不那麼尊敬了，您變成了尊稱，再如今您也不是那麼特別的尊稱了。千辛萬苦，臥薪嘗膽，這種詞也是生活中會用的了。我還在想，是不是漢語語言發展中，詞義擴大要多過轉移和縮小，現在你可以說餓，可以說病，但古時候這兩個詞一定要指快死的情況。語言泛化，肯定要從最一群人創造性地引申開始，包含挪用，有如今這樣不道德的挪用嗎，應該也有過，但沒這麼多。 不過其實問這些東西會不會發生，都不是重點，因為肯定會不斷發生。根本上，可能更需要把新的強烈的詞語發明出來，替代那些詞義衰弱了的現有語言，比如抑鬱比如貧窮之類的詞，今天精神平和衣食無虞的人也用來形容自己。泛化是從古至今就有的現象，但借一種脫離歷史語境、失真了的後現代為託辭（用「人人都有獨特的痛苦」來為自身認領一個過大的、甚至不屬於自己的痛苦），則是現代性及其之後的東西。歷史上漢語語言更迭或變化裡有些也帶來政治影響，但從沒有後者那樣在外部飛速變化中，內部釘子卡住一樣的狀況（因為對應的、新的、且好的語言沒有出來）。各種弱化了的新語義進入語詞於是詞義擴大，或者說詞義因為擴大而弱化，都不可撤回也不可避免。但語言是有生命的，是流變中更新自我的，應對這狀況，只有創造出新的表達方式，只有用新的詞凸顯出最脆弱最尖銳的東西。 （漢語表達的夥伴們中最有創造性的那一批人，革命也在他們中進行。 我說的詩語言的革命也在於此。） 三、下位自述——文化挪用之反方向？ 因為世界對苦痛自述的輕蔑和懷疑，只有代言體可以被看見。最後哪怕是說自己的事情，也要服從這樣一個嵌套的法則。這就是失語、挪用共同發生的機制，別人會消滅他們，他們也不得不消滅自己。 ​​​ 當他們訴說，回應的是： 「原博如果真的是精神病患者，怎麼可能會把自己的痛苦說得這麼文辭翩翩 頭頭是道？」 「流水線工人怎麼可能有這樣好的表達能力，答主別騙人了，明顯是披著馬甲夾帶私貨。」 「up說自己是留守兒童長大的小孩，那怎麼可能這麼會打扮這麼懂漂亮，肯定是裝的。」 「真強姦受害者還能把自己的經歷復述出來？太假了，散了吧。」⋯⋯ 你們只相信人類學社會學代言紀實，我早就已經知道了。你們認為特質在權力框架中是固定的，且只有上對下的挪用。認為自我表達、聰明美麗等等特質，一定被權力限定在封閉的系統中、不會逃逸出來。哪怕也明明期待有一些東西會逃逸出來，但當自己遇到真實的這些人時，還是覺得難以貴信，所以去混淆對待 那些從權力缺位的世界逸散的流光 和權力上位者對下位身分的挪用。 認為那些「他們」一定沒有展現美好特質、具備聰慧乃至美麗的表達能力，用一聲聲不可能取消那些表達，這難道不也是深刻的傲慢嗎。 當然也有被好好確認的人，只是常常僅有死者被認出純白的面目，生者中誰也不知道需要什麼樣的人為自己說話。 ⋯⋯ 而我也只能用代詞他們，無法直接說我們，強化同樣的事實。 四、再論人文主義學術語言 讀了近日曉宏妻子陳朗寫給他的悼文，想再說說為什麼說學術共同體的神話早破碎早好。 學術目前也只是另一個圓中產穩固體面之迷夢的體制化的東西，嚴格的學術用語已經失去了理論那個誕生之初飽含愛的意義。去生活去愛是難的，反而在這當中可以觸碰到那個開放變化的精神；講大話太容易，講大話的人也太多，身體力行做研究也算關心，但真的關心一定會脫離被程式化的學術的語言；沒有知覺到愛對作為的要求，沒有知覺到愛對生命的指示，越是講那樣的話反而越是形而下。追求的和做著的是不一樣的，尤其那種資本主義後現代精神分裂式的追求和作為，那就更不是愛的感性了。人能在自己身上激盪任何偉大，一定不是一套懷疑他人、穩固自己的精明算盡的語言。而被體制同化的人，他們也許不是犯下多大的罪責，在生命最後依然反應著那制度嚴絲合縫的囚禁，沒能留下給妻女的一點字，每一個角色都是可憐的，只有收穫頗豐的人成為制度本身的一部分除外，或者是被調戲說哈佛女孩x婷婷歸來仍是普通中產的人，也算可以達到那個中產的體面效果。中產是一種建立在看不見的血身上的迷夢，底下在這樣濕冷的地面更有人生活，人想要傳達愛的道理，被濾刀嘈嘈切切地丟掉或者收編入網。在這張強韌又沾黏的網上，中產的受限也看似不是自己選擇的；但我覺得不是這樣，人的逃逸線不是說結構不重要——而是，主體在日常境況下可以不去諂媚權力的邏輯，諂媚是和為了生活的無奈、為了生命的忌憚不一樣的姿態，不去諂媚權力，只在必要時候引用它，為了更弱勢的需要幫助和愛的人；而是，主體在那最應該反叛的境況下（譬如自己或者他者生命的最後）可以不再無奈順服或者軟弱忌憚那權力的邏輯，即人可以為了愛去刺穿那些迷夢，丟掉它，明白那種迷幻的華麗才是次要的生活，高貴的生活不會讓平靜含蓄去溫吞傷口，而凡有什麼超越，都不是基於信息或邏輯的謀利自傲扮漂亮的知識，而是在知道所有可以用以懷疑的知識之後，「愛凡事相信卻從不欺騙」*。 *克爾凱郭爾《愛的作為》